三星堆文化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一千多件形制独特的器物。这些器物的造型总体上体现出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大”。“大”既现之于形制，亦现之于内涵；既现之于实体，亦现之于虚构；既现之于夸张的方法，亦现之于象征的隐喻；既现之于崇拜的对象，亦现之于审美的观念。“大”可以说是古蜀人审美心理中的一个“格式塔”，他们以“大”来传宗教之神，也以“大”来传艺术之神。

一、“大”在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中的表现

(一)在形制上，古蜀人运用各种方式方法来表现“大”的特征

1.运用坚固的物质材料来表现时间上“大”的特征

通观三星堆文化的艺术造型，不出陶、青铜、黄金、玉石四类。这四类材料的共同特性是坚硬、耐磨损，所以能穿越数千年历史的烽烟、风雨的侵蚀从沉睡中醒来，以斑驳的面容显示其厚重的意蕴。它象征着古蜀人对永恒的渴望。

2.直接塑造面积、体积庞大的器物来表现“大”的特征

在青铜类器物中，最大的青铜神树残高就有3.9米，是全世界最高的青铜器物；出土器物中有一件太阳形器(K2③：1)，全器直径约84厘米，放眼世界，还找不到如此之大的象征太阳的青铜器；最大的纵目面具通高66厘米，宽138厘米，重80公斤，是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圆雕造像；大立人像高180厘米，加上神坛、基座，通高260.8厘米，重180公斤，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青铜立雕造像。

另外，从大量的人像造型出于一坑来看，它们是在祭祀中同时使用的，如许之多的组合在一起，其阵容之庞大、气势之夺人、效果之震撼人心，前所未有。

在黄金类器物中，金杖用纯金皮打造而成，长143厘米，宽7.2厘米，重400余克，这在黄金极为稀有的上古是非常罕见的。

在玉类器物中，商周出于礼仪制度，对边璋的形制有着严格的规定。《周礼·考工记·玉人》载：“大璋、中璋九寸，边璋七寸”“璧羡度尺，好三寸以为度”。按秦制折算，边璋应约合现在的16厘米；璧的内孔直径(“好”)应约合现在的7厘米。但1号坑出土的最大的一件长条四边形玉边璋(K1：81-97)，长度竟几近两米；20世纪20年代末在月亮湾出土的最大的一件石璧，外径约70.5厘米，孔径约19厘米，重百余公斤。屈小强认为：“古蜀人……能因地制宜，……而他们礼敬天地祖先神灵的心地又十分虔诚，因此将璧做得特大。广汉月亮湾的那些被人认为‘粗大而笨重的石璧’，可能也正出自酷爱和喜制大型器物的这批毫无羁绊、潇洒倜傥的古蜀艺术家之手……古蜀人由于有着自己的民族禀赋和文化积淀，因此在造型器物上多显示出雄浑粗放豪迈的风格。”[1]

3.通过夸大表现对象的局部，形成强烈对比来表现“大”的特征

在所有的人像造型中，对眼睛、耳朵、鼻子、嘴都进行了夸大的处理。最典型的是三尊纵目面具，其中最大的纵目青铜面具眼球直径13.5厘米，突出眼眶16厘米。双耳极大，鼻子高耸，阔嘴沿至耳根，占去了整个面颊的宽度；在立、跪、坐的全身人像中，还突出一双巨大的“手”；在鸟类造型中，或夸大其眼、或夸大其喙、或夸大其冠、或夸大其翅、或夸大其尾。这些局部在纯粹的物理空间上，并不一定很大，但因与整体形成了对比，其“大”的效果则非常突出。

4.塑造表现对象的一部分，引起对整体的联想，达到表现整体的“大”的效果

所有青铜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的造型，还有部分鸟类造型，大概由于青铜材料得之不易，只用青铜雕塑出其头面，而其更大身躯，只能由人们去想像。最大的纵目面具，若配之以泥塑、木雕的身躯，必然是一个庞然巨物。2号坑出土的一件眼形器(K2③：202)，长57.2厘米，宽23.6厘米，真不知要多大的面部才能配如此硕大的眼睛。

5.用具象或抽象的形式指向表现对象的“大”

青铜神树的形制不可谓不大，但它还是一个能指，其所指则更大。《山海经·大荒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木……柱三百里。”《文选·思玄赋》注引《十洲记》云：扶桑“长数千丈，大二十围”。神树象征的就是扶桑之属，是古蜀人的“宇宙树”，是“众帝所自上下”的天梯；神坛分为三层，分别喻指“地界”“人界”“天界”。这是一件表现古蜀人宇宙观念的实物模型，表达了古蜀人对天地、自然、神灵、人世的包罗万象的认识。前面所述的金杖图案，象征古蜀人族属变迁、政权更迭的历史，边璋图案描绘的是古蜀人祭山的宏大场景。孙亚樵、胡昌珏认为：“‘扇贝型挂饰’的顶端圆环所代表的是太阳，挂饰上呈昆虫羽翅状的圆弧形脊棱应该是山体的抽象形态，整个挂饰的主体部分表述的是山的真实意义。该挂饰取意光照大地的意思。‘圆形铜挂饰’和‘箕形挂饰’反映的主题思想是一样的，表述的是运行中的太阳。”[2]古蜀人用具体或抽象的形制来象征山和太阳，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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