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内容上，古蜀人艺术造型中表现的对象也体现着“大”的特征

在无生命物中，古蜀人表现和崇拜的是高悬的太阳、巍峨的高山、参天的神树；在有生命物中，他们表现和崇拜的是飞翔的猛禽、威风凛凛的老虎，这些动物虽然不见得表现为数量上的“大”，但其力量上的“大”是毋庸置疑的。有意思的是，牛、羊等被人驯化、豢养的动物在三星堆艺术造型中只出现在尊、壘等那些由中原文化移植而来的器物中，只作为这些器物的配件而不以独立的形制出现；至于人像群，并不是现实人物的写真，而是表现和象征为古蜀人的祖先神灵、巫祝、各部落的酋长或英雄，也即是古蜀人崇拜和景仰的具有非凡业绩、超人能力的“神人”“大人”。

由此可见，“大”在古蜀人的外在艺术形象和内在精神观念上是完全统一的。

(三)古蜀人艺术造型中“大”的特征，还可以从其它方面得到佐证

《华阳国志·蜀志》载：开明王朝时期“每王薨，辄立大石，长三丈，重千钧，为墓志”。唐代杜光庭《石笋记》载：“成都子城西通街有石百二株，挺然耸峭，高丈余，围八九尺。”这表明古蜀人有中国上古鲜有的巨石崇拜。联系成都羊子山巨大的祭台遗址，以及成都商业街出土的战国时期长达19米的船棺可见，以“大”为敬、以“大”为美是蜀地的传统。

二、 “大”是古蜀人神的观念在艺术造型中的写照

(一)“大”具有象征性

按照黑格尔对人类艺术发展史的分类，三星堆文化的造型艺术就属于象征型艺术。这并不是说其中就没有模仿和写实，“人类的任何创造，包括美的创造，是不能不自模仿开始的”[3]。三星堆艺术造型也是古蜀人观物取象的结果。其中大量的饰纹、动植物形象、人像都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而来，特别是1号坑出土的一件人头像(K1:2)、2号坑出土的铜公鸡，写实性很强。但较之于古埃及直接从真人脸上拓制面具，古希腊雕塑特别注意数理的明晰和严格遵守人体解剖学上的比例，而三星堆艺术造型更多地带有抽象性、变形性、符号化色彩。其奇诡夸张的造型是以写实为基础的，但并不停留于简单的对自然实体的模仿，而是在表达意图、创作目的上渗入了制造者强烈的主观意识，在创作过程中将内容和形式结合、虚实结合，以实写虚，在创作效果上以表层的形象指向深层的意义。用大立人来象征世俗、宗教、精神的领袖，用纵目人面具来象征祖先，用神树来象征天梯，也就是说，其表达意图、表达内容、表达效果都指向的是神。因为神对于人来说，不管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物质还是精神上、能力还是意志上都是巨大的，所以古蜀人就钟情于“大”，以“大”来与神性、神力相匹配。从这个角度说，“大”就是神性、神力的象征，就是神。

(二)“大”具有超常性

在古蜀人的精神世界中，神无处不在。然而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神的普遍存在其实是神力、神性的普遍存在。虽然人格神已经诞生，但还不能像后世一样具体化为雷公、电母、风婆……，更不能具体化为西方佛祖、观世音菩萨、太上老君、玉皇大帝……。前面已经说过，人像群是象征古蜀人的祖先、巫祝、酋长、英雄。但这是不能指实的，它们只是一种意指符号、一种类型共名，它们和用拱形来象征高山、用圆环来象征太阳的方式并无本质区别。“它所表现的还只是一些基本上还未经个性化或具体化的抽象意义。”[4]22“在这种力求转化自然事物为精神事物和转化精神事物为感性事物的双重努力中，暴露出象征型艺术在这个意义和形象还见出差异的阶段的离奇幻想、挣扎酝酿以及颠倒错乱的拼凑。这种象征型艺术虽然也隐约感觉到所用的形象不适合，却无法弥补这个缺陷，只能借助于歪曲形象，使它变得漫无边际的巨大，来产生一种单是数量方面的崇高的印象。因此，在这个阶段里我们所见到的世界充满着纯粹的虚构和难以置信的使人惊奇的东西。”[4]28古蜀人在将自然物象、艺术形象与神建立起关系时，就是用漫无边际的巨大、用夸张变形、用离奇幻想来连接二者，来表现神在时间、空间上的超常性，在物质、精神上的超常性，在能力、意志上的超常性。大青铜立人以其高大的身躯和巨大的双手而超常，纵目人面具以其似人非人、是兽非兽的奇特造型而超常；反过来，普通的圆环因象征了太阳而超常，简单的拱形因象征了高山而超常。超常的形式使表现的内容具有超常性，超常的内容也使形式变得超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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