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具有超越性

古蜀人在将自然物象、艺术形象与神建立起关系时，不是简单地把它们拉扯在一起，而是力图找出二者之间的类似性质，使得前者更适合表现后者。如果说古蜀人通过“大”的象征性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话，那么“大”的超常性就表现为二者的之间的一种类似性质。但神还有一种性质，那就是超越性。要完美准确地传达神的神韵，就必须在形式层面表现出超越性。“大”的超常性中就包含着超越性——不同于常态、超越于常人。但为了象征神的超凡出尘，“大”的超越性，在三星堆文化的艺术造型中还表现为向上、升腾、登天的类型意象。大青铜立人站在兽头、神台上，表现出这个“群巫之长”正在通过作法，借用神兽上宾于天。握着法器的巨手，传递着他坚定执着、乐观自信的信息；纵目人面具中糅入了鸟形，配之以夔龙形额饰，赋予了其飞腾的能力和性质；饕餮、龙、虎造型的目的，与葛洪《抱朴子》所云：“若能乘蹻者，可以周流天下，不拘山河”意思不出其二，就是要以之为遨游九天的助手；神坛的形制融天、地、人为一体，使人能升天入地求之遍，上穷碧落下黄泉；古蜀人崇拜太阳、山、树、鸟就是因为这些物象具有飞腾向上、直插云霄的自然属性，可以借之为登天的工具，象征为神之处所或神之所在。因为“天”高高在上，气象万千，神秘莫测，古人常常会认为天就是神，或者神就住在天上，所谓“天神”，意源于此，并逐渐由物理之天、神灵之天演化为义理之天、价值之天，成为主宰福祸吉凶、人生命运的绝对神灵和决定人的价值尺度、伦理规范、行为准则的最高精神象征及终极心灵源泉。所以历代帝王都说奉天承运，都想封禅祭天；历世圣贤都愿阐明天理，都要则天法人。虽然三星堆文化中没有出现“天”这个概念，但其造型艺术追求“大”的超越性，表明古蜀人至少已经有了“天”的初步意识、以“天”为神的朦胧观念。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庄子曰：“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古蜀人也以“大”象天。这意味着古蜀人对超越自身的局限性，对沟通天地、与神交通的向往。

(四)“大”具有无限性

神性、神力无处不有，无所不在，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无始无终，不生不死，至刚至柔，自由自在，具有时空、性质的无限性。在哲学本体意义上，神就是“道”，就是“无”。正如郑玄在《〈周易·系辞〉正义》中所云：“以理言之为道，以数言之谓之一，以体言之谓之无，以物得开通谓之道，以微妙不测谓之神，应机变化谓之易。”相当于西方所言的“绝对精神”，是阴阳化生、万物成形的最高本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无限，正因为它是从客观事物的复合整体中作为无形可见的意义而抽绎出来的，并且变成内在的，按照它的无限性，就是不可表达的，超越出通过有限事物的表达形式的”[4]79。神的无限性是不能表现的。但“无”中能生“有”，所以在哲学认识论上，神又是“有”，又会存在于万事万物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神又可以通过具体的事物显现，可以通过有限的事物表现神的无限性。三星堆造型艺术正体现了这种“无”和“有”统一的辩证精神。古蜀人通过塑造各种各样的器物来表现各种各样的自然物像，人心营构之象，祖先、巫祝、酋长、英雄形象，象征神无在而无不在的无限性；通过坚固的材料、巨大的器物和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象征性地表现神在时空、性质上的无限性；通过超常的形制和手法使自然事物转化为精神事物，又使精神事物转化为感性事物，在两种异质事物中建立同构关系来象征神性、神力放射于万事万物，万事万物皆分有神的无限性；通过塑造向上、升腾、登天的类型意象来象征超越有限尘世，达于无限之苍穹。

三、“大”是古蜀人“崇高”的观念在艺术造型中的体现

张法指出：“各种崇高理论基本上都承认这个过程的几个基本点：(1)首先，是一个自我的存在，处在一般的状态下；(2)然后，是刺激物的出现，其功能是使自我感到自己的渺小；(3)继而，自我求助于一个更高者，其功能是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5]116甚确。理论是对实践的总结，三星堆文化造型艺术正与之相符。从根本上说，三星堆文化的崇高观念是古蜀人自我意识的产物。随着古蜀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为主体的自身逐渐意识到与客观自然的分离和对立，于是客观自然作为异己之物出现于人的视野。由于处于文明之初的古蜀人实践能力低下，在强大的自然力面前他们必然感觉到自己的渺小。继而他们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了神，借神的力量以超越自己的渺小，达到一种崇高的境界。这一观念表现于造型艺术就形成了“大”的特征，古蜀人在艺术造型中追求“大”，意在突出造型的神异、神奇、神秘、神圣效果，也就是说，古蜀人在以“大”传神。神高于自己，所以即使在感性形象中显现，它也必然是“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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