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在东北方言中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可以接本不能受“大”或“小”修饰的名词。如秧歌、乱炖、拉皮、鼻涕、哈喇子、某些地名等，本身均不能用形容词“大”或“小”表示，但在东北方言中其语境的特殊性和表义的临时与丰富性为该形容词创造了这一特殊的搭配形式。

2.构式语义强制

“大”的泛义只有在具体的结构搭配中才能够得以体现，也就是说其只能在具体构式中表达相应含义，这一点符合认知语言学中的构式理论。构式是指由特定形式和与此相对应的特定功能或意义所组成的规约化单位，是形式和意义的复合体。构式语法重视现实、认知和语言形式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语言是人们在进行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的基础上形成的[7]。关于构式语法，A.E. Goldberg曾针对动词从语言经济性的角度提出了一重要观点，也就是动词出现在一个不同的构式中时，该表达式的语义也不同，将这些差别归于构式本身，比归于不同的动词意义更加经济，这也被叫做“构式压制(强制)”[8]。

学界对“整”“造”等泛义动词的研究多归于此理论。我们尝试以这种认知理论来分析形容词“大”的泛义，也可以得到一样的结论，“大”在某些情况下，其语义和用法并不兼容，如上文提到的某些名词本身并不能受“大”修饰，但是由于东北方言中这一特殊构式，人们按照在生活中的互动体验和自己的认知加工，不断赋予“大”不同的含义使其适应其所在构式，反过来讲这也是构式本身对词义进行压制的过程，此时构式占主导地位，强制词项产生相关意义。

三、“大”的表达功能

东北方言结构复杂，语义丰富，具有直白、幽默、表现力强等特点。其中包含了许多普通话中没有的特殊词汇，可以形象描述事物的状态和生动表现人类的内心情感。同时，即便是和普通话有所交叉的词语，依然可以表达出东北方言所特有的简洁、夸张、生动、幽默的特点，弥补了普通话所不具有的一些特殊色彩。形容词“大”在东北方言中所具备的独特语义，同样具备丰富的语言表达功能。

1.模糊表义，满足交际需求

“大”在每一个表达式中所替代的形容词其实都可以在普通话中找到原型，人们也完全可以使用这些词来表达所要表达的语义。但在东北方言中，或因为某些情形或情感无法使用这些固有词语来表达，或因为出于语言的经济性原则，没有必要对双方已知的信息作详细表达，于是人们便习惯使用一些泛义词语来模糊表义[9]。如形容别人家的小孩子可以用“可爱”“萌”等形容词或专门夸奖某个部位，但东北人不论孩子长什么样子均习惯用大胖小子、大胖丫头来形容，而在这种情况下听话者往往可以正确接收和理解到对方是夸赞与表扬的意思。因此，在双方处在相同语境，且彼此都知道对方表达的意思时，“大”这一形容词就避免了繁琐的表达方式或修饰词语，缩短语言编码和解码的时间，从而满足有时在交际中，说话双方并不在意表述过程，而是只在乎说话的结果这一情况。只用一个“大”字来形容自己所要描述的事物，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大”字带有了一层模糊性，也令其仿佛成了可以修饰所有事物的万能形容词。这样缩短语言表达与接受的时间，有利于交际直奔焦点和主题，从而更契合双方交际。

2.突显地域色彩

多用形容词“大”来形容事物，除了可以缩短语言表达与接受的时间，利于人们交际外，这种语言经济性的表现，也正是东北方言的特别之处。在东北方言中，一个词常用多个词来表示，或者一个词有许多种含义，某些词或字还会被赋予新的含义。如“犊子”本意指一种小牛，表示一种亲昵的色彩，“扯犊子”表示闲扯、不做正事”；“滚犊子”表示一种不耐烦的语气。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说过:“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结晶。这个民族的过去文化靠它来流传，未来文化也仗着它推进。”[10]名词事物前加“大”，以其独特的口语色彩，清晰突出事物特征的同时，增添夸张幽默、热情真诚的独特民族情感，凸显出东北人民朴实率直的鲜活性格特征。“大老爷们”“大秧歌”“大白菜”等词代表了东北人民不拘小节、热性豪爽；“大耳刮子”“大嘴巴子”等代表了东北人民一定程度上的勇猛与彪悍。这些表达很多时候是为所表达事物或情感增加了一种夸张的色彩，让人们对交际中的焦点事物印象更为深刻。但其东北人日常交际常用的特色方言词，着实具有极强的民族表现能力和丰富的意义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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