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的音乐剧，能够分别在美国和英国获得如此庞大的接受度，与其文化背景有关。“百老汇”音乐剧是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具有很强的现代工业社会的气息和商品经济模式化的背景。娱乐，几乎是这种音乐剧被大众认可并喜爱的原始理由。20世纪初期的美国，商品音乐—“百老汇”音乐剧配合着优质的娱乐属性，正如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流水作业”一样涌现到大众眼前，为多文化交融的美国人民带来了簇新的心理享受。德国哲学家本雅明（1892-1940）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一书中，认为20世纪初期前后出现的各种工业技术革新了艺术创作过程。尽管本雅明忽视了艺术的独创性与工业技术的差别，但他仍然指出了工业化时代下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是难以避免的商业性和娱乐性。

英国“伦敦西区”音乐剧真正的繁荣是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与美国“百老汇”音乐剧不同的是，它是在英国经济发展放缓的条件下开始兴盛的。

英国“伦敦西区”音乐剧有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便是莎士比亚的戏剧文化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让英国人首先便具有了音乐剧的接受经验。其次，“伦敦西区”的创意艺术管理蓬勃发展与开放的艺术生产环境，让“伦敦西区”拥有全世界顶尖的艺术设计师、摄影师、剧作家等顶尖人才。“伦敦西区”的戏剧文化影响力和现时段艺术人才的聚集，为其接受和开发英国本土原创音乐剧带来了极大的可能性。

总之，思考美、英音乐剧产生与的文化背景，是探索中国音乐剧本土适应的前提条件。同时，不能以美、英音乐剧产业蓬勃发展的经验指导中国现代音乐剧市场，在经济极速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兴盛正以破竹之势涌来，外来文化可以进入中国，但不一定必须和国外的市场一模一样。

二、中国音乐剧的历史发展论

居其宏教授在《音乐剧，我为你疯狂》中谈到，中国音乐剧的雏形、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黎锦晖的儿童歌舞剧。20世纪40年代，随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以陕北农村的秧歌为原料，中国音乐剧发展了既歌又舞的“秧歌剧”，居其宏教授谈到这种秧歌剧是既“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间歌舞、民间戏曲中来，又融合了新的艺术表达方式，能够适应中国本土生存，它和之前的农业社会下的农业文明相一致”。由此可见，文化背景是新艺术形式与本土艺术充分融合的基础，是真正让“水土不服”变成“如鱼得水”的艺术的前提条件。

将中国农民文化背景的秧歌与音乐剧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农民观众很快地接受了音乐剧，从而达到了音乐剧本土化的目的。

居其宏教授深刻地指出，秧歌剧—中国音乐剧能够在中国迅速获得大众认可、受到大众欢迎，与其创作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审美经验有关。这种新型的中国音乐剧很快在中国北方地区风行起来，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秧歌剧作品，比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这些剧目只不过换了讲故事的形式，它们仍然以叙述当时中国农村百姓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故事，让百姓很轻易的接受了这种新的音乐剧表演形式。所以，音乐剧能否得到大众欢迎，与受众群体的文化背景有关，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入中国现代本土音乐剧创作期，影响较大的两部音乐剧是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创作的《芳草心》和沈阳话剧团创作的《搭错车》。《芳草心》延续了儿童歌舞剧的特点，故事以学校为背景，讲述了“问题少年”玉树的成长经历。《搭错车》讲述小人物的故事，其中一曲《酒干淌卖无》唱遍了大江南北，《一样的月光》同样成为了流行音乐的经典作品。

从这两部中国早期原创音乐剧来说，契合中国的故事背景，歌曲重视横向的旋律进行，为中国现代音乐剧带来一些启示。

进入21世纪之后，依托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中国现代音乐剧也做了大量的尝试与探索。其中，以私营的音乐剧剧团为例。如2012年创办的“七幕人生”音乐剧团，从校园推广开始了原创音乐剧剧目的开发与表演。该音乐剧团初期自主创作了《我，堂吉诃德》《Q大道》等原创音乐剧，随着原创剧目受众群体的萎缩，剧团后期也逐渐开始引进音乐剧。引进音乐剧行为只需要做资本管理和剧目管理，简化了音乐剧面向市场的步骤，缩短了其面市周期。所以，一部分音乐剧剧团更加愿意引进国外上座率较高的音乐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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