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白皮书显示，“8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每年呈上升趋势。在2017年，共有73名“8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到了2020年，“80后”订立遗嘱总人数达到503人，短短4年时间，翻了将近6倍。其中，2020年比2019年增长了2倍多。据中华遗嘱库管委会主任陈凯分析，该数据暴涨，与2020年暴发新冠肺炎疫情有一定关系，“‘80后'作为社会的中流砥柱，肩负着家庭、社会等巨大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思考及早订立遗嘱。”

从数据上来看，“80后”的遗嘱中，有97.23%是涉及房产，存款为其次。另有调查发现，“80后”人群较有投资理念，有13.16%的遗嘱涉及公司股权，15.89%遗嘱涉及证券基金，这个比例远超其他年龄段的人群。专家分析认为，“80后”订立遗嘱的原因主要是“避免财产下落不明”和“照顾家人”。

白皮书还显示，截至2020年底，已有553名“90后”立下遗嘱。据统计，2017年，有55名“90后”在中华遗嘱库登记保管了遗嘱；2018年这个数字是123；2019年，人数为166人。

“在天津遗嘱库，立遗嘱人中最年轻者30岁出头，是一名‘90后'。”周立莹说。白皮书显示，“90后”人群立遗嘱增加了更加丰富的财产种类。从分配财产的内容中可以看到，81.61%立遗嘱的“90后”处理的是银行存款，71.54%涉及房产。与其他年龄段不同的是，“虚拟财产”的纳入和安排成为一个突出特征：支付宝、微信、QQ、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是“90后”遗嘱中常见的财产类型，其次为证券基金。

针对为何“90后”立遗嘱人中71.54%拥有独立住房的问题，陈凯表示，在实际工作中，他发现这部分“90后”的父母买房挂在子女名下的现象很普遍，还有的父母甚至会将自己的部分股权挂在子女名下。“这也是这些人要订立遗嘱的重要原因──防止自己发生意外财产旁落，还有一个主要原因是避免财产下落不明。”陈凯说。

值得关注的是，“00 后”也开始立遗嘱了。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最年轻的遗嘱人是 17 周岁（法律规定年满 16 周岁以上、有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来源，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财产给子女继承比率逐年下降

优先保障配偶晚年生活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3年至2020年间，遗嘱中所涉及的继承人多为配偶或子女；“子女直接继承”的比例逐年下降，而“配偶先继承，子女后继承”的比例逐年上升，说明群众开始普遍意识到要优先考虑保障配偶的晚年幸福生活。

天津的数据也表明了这一趋势。白皮书显示，2017年至2020年，天津地区立遗嘱人群的遗嘱在分配方案上，配偶和子女是主要继承人。从数据可以看出，遗嘱人选择“配偶先继承，子女后继承”的分配方案有上升的趋势，选择“子女直接继承”的分配方案有所下降，选择“其他分配方案”的人群比例逐年上升，表明分配方案的选择上更加合理化、多样化。周立莹对此表示，现在很多市民的法律意识在不断提升，更懂得保障自己的权利：先保障配偶的生活，最后再给到子女。

陈凯表示，民法典引入了“居住权”这一概念后，市民既可以通过订立遗嘱的方式确定房产分配给子女，防止因为配偶在自己去世后再婚导致财产外流，同时也能通过遗嘱设立“居住权”，保障配偶在自己去世以后依然能享有居住权，防止子女提前卖房，可谓一举两得。

再婚、离异家庭立遗嘱渐成“刚需”

白皮书数据显示，随着人们对婚姻的选择更趋于多元化，再婚家庭和离异人群渐成立遗嘱人中的“刚需人群”。

周立莹介绍说，2017年至2020 年，天津地区立遗嘱人群的婚姻情况多数集中在已婚（均一次婚姻）状况；离异人群订立遗嘱的比例上涨较为明显，其他人群分布比例基本保持稳定。

中华遗嘱库的情况也是类似。2020年，60周岁以上立遗嘱人群中已婚比例为71.91%。与立遗嘱人的婚姻状况数据相呼应，中青年立遗嘱人夫妻同立遗嘱的比例也要远远低于老年群体的同一数据。陈凯对此介绍，单方订立的通常为单身人群或再婚家庭，而再婚家庭一般情况比较复杂，在双方意愿不一致的情况下，同立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房产非公证继承受欢迎

据周立莹介绍，自2016年房产继承取消强制公证后，直接办理继承过户的人变多了，不动产登记新规的出台让更多人从中受益。

根据中华遗嘱库与《中国不动产》杂志联合调查显示，2016年以来，天津全市继承过户房产数量维持在每年1万余件，但无论是公证继承过户，还是法院判决过户，其中遗嘱继承的数量均超过了法定继承的数量，说明天津市民的遗嘱观念较强，对遗嘱予以充分的重视。

文章来源：《大数据》 网址: http://www.dsjzz.cn/zonghexinwen/2021/0322/17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