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纪委监委数据显示，2020年12月以来，黑龙江省共追回涉嫌职务犯罪在逃公职人员9人，其中境内追逃7人。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反腐败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彭新林对《法治日报》记者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纳入反腐败斗争总体部署，与“打虎拍蝇”同步部署、同步推进，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闭环。我国反腐败追逃追赃工作始终保持战略主动和积极进攻态势并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目前正朝着构建反腐败追逃追赃长效机制的方向发展。

在彭新林看来，这还意味着，目前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越来越难。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贪了就跑，跑了就了”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

纪检监察机关织密天网

成功追回多名潜逃人员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在开展国际反腐败追逃追赃的同时，也在国内追回多名潜逃的职务犯罪嫌疑人。

例如，2019年5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北京市监委归案当年首名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王雪飞——原新兴(北京)工程建筑房地产开发公司会计，因涉嫌挪用公款于2001年7月被立案侦查，案发后一直潜逃。

1998年，王雪飞两次挪用公款共计206万元。2000年，他同前妻离婚后与家人不告而别，只身潜逃到广东省深圳市。

2018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监委组建后，抽调专业力量组成追逃追赃专案组，专职负责海淀区追逃追赃工作，统一归口管理、集中力量查办案件。其中一起即是搁置多年的王雪飞挪用公款案。

借助高科技手段，办案人员掌握了王雪飞在深圳市的行踪和生活出行规律，锁定了其藏匿地点。2019年1月8日，办案人员在深圳市罗湖区将其抓获归案。王雪飞也成为北京市海淀区追逃追赃专案组成立以来追回的第一人。

《法治日报》记者注意到，办案人员在抓获职务犯罪嫌疑人时，都采用了技术手段。2020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刊文披露的邵某案即是一例。

根据办案机关披露的信息，1999年1月至2003年2月，某银行浙江省绍兴市上虞支行营业部副主任邵某利用职务便利，在经手客户存款、存单转存过程中，先后多次挪用银行客户存放于银行的资金，用于个人盈利活动，涉案金额巨大。

2003年，邵某潜逃。

2020年5月，此案被列为浙江省追逃办挂牌督办的重要案件，由绍兴市上虞区纪委区监委办理。专案组工作人员经过技术分析，邵某可能藏匿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

经两地通力合作，2020年6月29日，桂林市灵川县警方通过技术手段锁定邵某的踪迹。随即，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工作人员当天将邵某抓捕归案。

彭新林认为，近年来，信息技术在国内追逃追赃实践中得到了有效运用，效果明显。吴杰凯案就是如此，办案机关充分利用了技术手段，发现吴杰凯的行踪轨迹，最后将其抓获。

在彭新林看来，在职务犯罪嫌疑人出逃，特别是隐姓埋名、切断与外界联系的情况下，采取遍地撒网、大海捞针式的传统追逃追赃方法，很难追查到外逃人员及腐败资产转移的蛛丝马迹，难以取得良好效果。而在以海量信息和数据挖掘为特征的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类活动都在不经意间以数据的形式被网络系统云数据存储，而职务犯罪嫌疑人潜逃通常有一个严密筹划、准备证件、伪造身份、转移财产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很可能会有频繁的出行记录、资金账户异动等明显信号。

“那么，充分借助现代科技和信息化手段，加强大数据分析技术在追逃追赃中的应用，通过对外逃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的出行记录、资金账户、手机行踪轨迹、消费记录等信息进行大数据分析，则很可能会锁定外逃人员的行踪及资产转移等信息，让潜逃人员无所遁形、无法藏身。”彭新林说。

在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看来，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追逃追赃成为反腐败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潜逃在国外还是国内，纪检监察机关都在努力形成一张“天网”。在这其中，大数据在追逃追赃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形成潜逃人员的详细信息数据库，同时在信息对比、数据分析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提升，让这些潜逃人员无处可藏。

“此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纪检监察机关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升，形成有效合力，追逃追赃全覆盖目标的提出有利于推动更多的潜逃公职人员归案。”宋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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