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资格审查工作的突出问题

前期认定工作中的问题涉及面较广且难以快速解决，因此亟待优化困难资格审查工作方式，建立困难生资格的动态更新与进出机制，尽可能减少前期认定中产生的相对不精准个例。然而目前研究及实践中对此部分涉猎较少，主要问题集中如下。

（一）政策导向性不强

思路僵化，“出”的问题考虑甚少。影响学生家庭经济情况的因素是动态的，家庭经济情况不是一成不变，因此困难生认定“只进不出”的模式不符合精准资助工作思路。实践中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工作中对困难生资格移除所做分析甚少，政策导向性不足。

（二）审核过程科学性不高

缺少可认定为“脱困”的技术手段支持。当前各高校资格审查形式单一，多以学生自行填写审核表简述家庭困难情况、评议小组结合综合表现评议的方式进行，可借鉴的依据不充分；在“先入为主”印象的影响下，对核查对象的评议尺度过松，评议结果变更不明显。

（三）分析全面性不足

缺乏数据分析思维，信息覆盖不全面。资助数据库通常只包括学生在校就餐消费数据，但此数据受多就餐地点影响，往往缺乏消费数据的科学解释；淘宝、支付宝等APP的消费数据参考性强但因涉及个人隐私而不便获取。大数据技术虽蓬勃发展，但数据获取渠道相对闭塞，仍难以挖掘出有效的数据支撑。

五、以行为分析探索资格审查的新途径

行为主义的研究对象不是抽象的意识描述，而是行为与环境之间具体的相依联系。这种认识一方面履行对行为的解释功能来预测人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对环境的设计和控制来影响人的行为，从而进一步改变人的生存环境。自从行为主义心理学产生之后，它的许多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教育、医疗、管理等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效，行为主义的方法也渗透到其他心理学流派及相关学科之中。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海棠9号书院为例，书院资助工作组详细记录1500名学生入学后申请各类资助项目的详细数据，并形成“书院资助项目数据库”，通过学生尤其是“困难生”在各类资助项目下的是否愿意主动参与的行为特征来分析目标学生的内在心理及外在表现，为进一步开展感恩、诚信、劳动意识教育及客观评判学生困难情况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一）培养数据分析思维

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较多且影响性不可一概而论。当前高校在实际中多以多子女上学、重大疾病、自然灾害、低收入、突发致贫等评价指标为参考，但多为“是”或“否”的外在表现，缺少指标权重的设置。海棠9号书院中11.6%的学生通过申请生源地贷款入学，深入分析此部分同学的经济困难因素，得出家庭收入低下、多子女上学、重病导致的长期积重性影响较大，自然灾害等突发性因素影响较小的结论。因此随着样本数据的增加，在设置指标权重时，应适当增大长期性困难因素的参考比重。

表1 海棠9号书院困难学生分布信息

如表1所示，前期认定中，283名同学通过认定，其中104名被认定为困难类别最高的“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男生中困难生占17.2%，特别困难生占5.9%；女生中困难生占25%，特别困难生占10%，经比对可得出女性困难生的数目、程度的占比均明显高于男生，初步推测此结果受“重男轻女”思想引发的多子女因素影响。

重点关注的建档立卡、低保等关注对象受国家政策指导实现“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覆盖；但传统意义上的困难指标，如“家中大病患者”引发的困难生有53人，占困难生总人数比例的18.7%，且其中最终认定为特别困难的比例只有33%，比例明显低于“残疾人子女”认定为特别困难的62%，也低于“单亲子女”认定为特别困难的53%（表2）。出现此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对大病的定义的认识有区别，所以在困难评估前需进一步完善“大病”的定义，优化指标权重。

表2 海棠9号书院困难学生经济困难类型分布信息

已认定同学中46%为“家庭低收入”类型，因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统一，暂以家庭人均年收入1万元（高校学生学费5000元/学年，基本生活费5000元/学年）为分析线，困难生中有22%的家庭超过1万元，特别困难的同学家庭中也有15%超过1万元。一方面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通常小于人均年收入，另一方面家中劳动力虽收入较稳定，但病患、赡养方面压力很大，再一方面可据各省经济及民政数据来明确不同地区的低收入标准线。故单纯以收入而不以可支配收入为参考点也是不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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