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大数据”的产生与应用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领域空前的创新，驱动着商业模式和管理理念历史性的变革。数据资源日益成为人类社会重要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产，采集、分析、应用数据的能力也迅速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数据资源的价值体现离不开数据的开放与流通，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方数据交易平台应运而生，对接了数据市场的需求。早在2014年，全国首个大数据交易平台——中关村数海大数据交易平台就在中关村成立。其后，全国范围内，贵阳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中心、重庆大数据交易平台、北部湾大数据交易中心等数十个交易平台随之建立、发展。近日，《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的实施方案》、《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设立工作实施方案》相继发布，这是国家加快推进大数据交易基础设施建设的一个标志，也是大数据交易所融入市场的再进一步。

为什么需要大数据交易所？大数据交易所的必要性还要从大数据交易的痼疾开始说起。继云计算、物联网之后，也就是人与万物都智能化、数据化之后，大数据广泛巨大的应用潜能和一片向好的市场前景催生了新型商业模式，也驱动了大数据价值产业链的形成。大数据的价值逐渐为社会所认知，数据科学决策成为政府、企业的共识，数据开放共享的迫切需要与日俱增。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大数据交易的困境。一方面，从电信、金融、医疗等跨域部门，到制造、教育等传统企业，再到电子商务、社交平台等新兴媒体，中国潜在的大数据资源非常丰富且覆盖广泛。但即便在大数据的存储和挖掘方面有了突破，却依然存在大量的“数据孤岛”。这主要是由于各方出自利益的考量，没有使得丰富的大数据汇聚为一片蓝海。这些大数据以碎片割裂的方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才形成了“数据孤岛”的窘境。事实上，数据流通并非新生事物，但由于大数据交易市场的交易规则缺失、定价标准不确定、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造成交易成本很高而且数据质量也无法得到保障的现象，这极大地制约了数据资产的流动。其进一步的影响，就是互联网巨头、政府、大型企业的数据源掌控能力越来越大，数据寡头持有并控制海量数据。这些影响导致了自由市场竞争产生壁垒，对消费者的保护也日益艰难。另一方面，信息经济学存在天然的“阿罗悖论”，这在196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的《不确定性与医疗保健经济学》就已提出：信息（数据）与一般商品迥然有异，它有着难以捉摸的性质，买方在购买前因为不了解该信息（数据）无法确定信息的价值，而买方一旦获知该信息（数据），就可以复制，从而不会购买。究其原因，在于数据的价值并非绝对确定。相对于不同的应用主体，相对于不同的处理分析技术，数据表现出不同的市场价值。从市场需求角度而言，同样的数据在应用过程中，对于有需求的企业和对于无需求的企业，其市场价值可能存在着天壤之别。而从数据的处理分析技术角度而言，数据挖掘和整合的深度和范围不同，数据形成的数据产品的应用范围差别巨大，其市场价值也将随着应用范围显示出相对性的显著特征。于是，在数据交易中，数据需求方因为难以判断数据的质量和价值，可能花了大价钱，却没有获得能实现预期目标的数据；数据提供方也因为缺乏有关需求方的信息，而低报了数据的价格，更不用说其对数据安全和数据滥用的担忧。因此，对应着数据市场的需求，在大量的数据供应方与数据需求方之间缺少透明、可控的交易桥梁，存在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等现象。由此，在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的大数据交易背景下，既能引导数据资源的合理分配，又能规范交易流程，推动数据流动形成良性循环、创造新价值的大数据交易所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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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易所的未竟之路

文章来源：《大数据》 网址: http://www.dsjzz.cn/zonghexinwen/2020/1016/12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