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其先进的大数据技术，对他国实施更精准的意识形态传播、控制，不仅推进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定向性、分众性和潜在性的话语传播，同时运用大数据的截取和分析能力，对他国进行意识形态控制。处于大数据的低势位和边缘地带的发展中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面临巨大的风险挑战，其实质是网络霸权在大数据时代的缩影。

（二）思维困境：现阶段由数据到结论转化能力不足

大数据作为一项新技术，成为了解个体意识形态情况，挖掘需求，评估表现的有效工具，备受关注。然而需要警惕的是，在大数据应用于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过程中，大数据存在被炒作和神话的现象。

实际上，从大数据的技术属性来看，数据数量的多少，与自己的价值并不相关。大数据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预测和分析是否有效，从海量数据到有价值结论的转化是否成功，取决于实施数据处理的人员是否同时具备数据处理技术和专业知识能力，缺一不可。

具体来讲，首先，从数据到结论转化强调全面、完整的分析整理数据，关注数据间的关联性，挖掘出隐藏其中的有用信息并加以合理利用，从而使大数据产生实用价值。

再者，从数据到结论转化中强调预判性，大数据意识不仅仅只是对现存信息的分析，更重要的是在数据分析中发现其潜在问题，预判事件发展的可能，提供事件发展的预警和预控。然而现阶段运用大数据进行科学预判的意识和能力还有待提升。意识形态工作是做人的工作，人的复杂性、思想性、发展性都为其增加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增大了以过去经验来预测未来工作的难度。

（三）伦理困境：信息数据不可控对人的“异化”风险加大

信息数据不可控特征增强，大数据带来的个人隐私暴露、公平正义亵渎以及“唯数据主义”伦理危机 ，大数据是一项先进科学技术，但是一部分意识形态工作者存在着对信息数据过度依赖的问题，大数据技术只是一种辅助手段。个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受网络整体大环境、朋友圈圈层、家庭环境氛围等各种因素影响，仅凭数据就判断会造成认识不清，产生唯数据主义的伦理危机。

同时，大数据时代，网络个体的各类生活、学习、工作方面的数据都在无形中被记录，如网页浏览、评论内容、购物偏好、游戏社交平台等都暗含着个体的思维习惯和行为特点，如果这些数据被别有用心的人窃取分析和不当使用，就会引发一系列诸如伦理、法律和社会等方面问题，而网络意识形态的超时空渗透、复杂多元化和自由交互性等特征会使网络中的舆情更容易传导到现实社会中去，大数据的不可控与社会风险泛化的共生效应导致网络意识形态风险加剧。

三、大数据推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提升路径

（一）以人的需求为中心，提升合理预测风险的数据信息素养与能力

大数据的价值本质在于提供一种人类认识复杂系统的新思维和新手段。 要发挥大数据的技术优势与创新优势，建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有效预测机制。

首先，大数据的分析要满足人民的需求，人民的需求不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发展不断变化的，要兼顾现实性和前瞻性，提升由数据转化成有效结论的能力。以人民的现实需求为依托，是切实有效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基础。通过大数据研究人民群众需求变化趋势，收集人民群众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有效数据，实现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和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衔接贴合。

其次，在数据转换成结论的过程中，要注重数据的鉴别和筛选，提高数据来源的可靠性。

数据是行为主体的选择，但它的出发点不一定是自主性的行为，数据结果也不一定是真实有效的，非自主性行为形成的数据是失真的。数据到结论的转化过程既受到数据预测准确性，数据解读正确性的影响，也与数据呈现即时性和数据信息宽泛性的特征不可分割，这导致依靠大数据技术得出的结论不一定准确，甚至不一定有用。

最后，既要保持“技术敏感”又要避免“技术迷信”，既要把握“理论可行”又要注重“实际可行”，立足大数据技术特征，客观认识、冷静看待大数据本身在数据产生、数据处理和数据结论运用等方面的局限性，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发挥大数据应用价值，不要过分依赖数据信息。

（二）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引领，利用大数据开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外传播工作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借助“大数据霸权”“强势话语权”，抢占大数据战略“高地”，而我国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很多时候都忽视了对国外受众的实际需要、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的分析，而是站在自身立场进行传播。

文章来源：《大数据》 网址: http://www.dsjzz.cn/qikandaodu/2021/0610/2439.html